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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軍紀敗壞、社會混亂

  由於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因而社會上盜賊橫行,更讓民間反感的是,許多軍警人員經常為了細故便拔檜威嚇人民,甚至開槍殺人,全年之中,穿制服行劫、威嚇、殺人……的新聞報導,屢見不鮮。

  戰後初期來台軍隊紀律之敗壞,我們可以從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的以下這一段回憶見其一二:「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略]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堙A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堥S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 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載《中華雜誌》25期,1987.2。)

  省參議員韓石泉在其回憶錄中。即明白指出:「光復後使余感覺駕異者,隨身攜槍之士兵警員特多,因此時肇事端,如臺南市編餘士兵與警員衝突,新營鎳民眾與警員衝突,員林鎮法警與警局衝突,甚至夫妻口角亦拔槍示威,至於嫌犯拒捕擊斃者,時有所聞,此實為發起二二八事件之導火線。」

  社會混亂、治安敗壞,使得在二二八事件前的1946年中,一連發生許多轟動社會的事件,其中以布袋事件、新營事件和員林事件較為重大。

  布袋事件發生於是年4月間。當時嘉義布袋港經常有大批米糖進出,人員往來複雜,由於該地霍亂流行,一時人心惶惶,有關當局乃將布袋一帶加以封鎖隔離,以防病菌感染。但因為布袋是個小漁港,許多生活物質必須仰賴外界供給,於是有人買通員警進出圍堵線購物。沒有送禮的人,也想援例進出,卻遭員警阻攔,有部份民眾不服,奮不顧身衝出警戒線,結果遭到守衛員警以輕機槍掃射,數位民眾負傷倒地。

  新營事件則發生在農曆7月15日中元節,當時台南新營正在舉行盛大的普渡「大拜拜」,遠近而來的食客湧進新營吃拜拜,然後齊集廟口看野台戲。戲上演至一半時,戲台上突然出現兩名持槍的警員,以霍亂正在流行,不宜聚眾,以免傳染為由,強制觀眾解散。一時群眾譁然,爭相鼓譟甚至投擲石塊抗議,台上員警乃向台下群眾開槍,傷及數人。

  發生於11月11日的員林事件,是由於一名黑道出身的刑事組長巫重力,因故對鹿港名醫施江西動武,遭施江西提出傷害告訴。因為巫重力屢傳不到,法院乃決定至員林的台中警察局拘提巫重力到案。是日,五、六名法警到警察局向局長江嵐出示拘票,要求交出巫重力,江嵐不但沒有交出人犯,反而謊稱法警為「強盜」,調派保安隊來到總局,向法警開槍。

  三大事件都在當時喧騰一時,除此之外,類似的大小案件也一直層出不窮,例如在11月下旬,花蓮區警察所所長因為不納電費,與電力公司發生糾紛,事後藉端拘捕接線工人,並開槍示威,釀成電力公司全體罷工。又如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二十多天前,駐在台北南松山某師團的士兵約廿餘人,無端毆打公車司機和檢票員,引起市營公車的從業員工全面罷工以示抗議。

  概言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這樣的社會狀況,也為日後二二八事件埋下爆發的因素。

 
【李筱峰教授:軍紀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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