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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經濟蕭條、民生凋敝

  經濟的全面壟斷,公營事業的無限擴大,戰後復員人數大增,公營生產事業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業半身不遂,是戰後初期台灣經濟的景況。

  當時全台人口有600萬,失業人口卻達到40萬到80萬不等。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濫發一漲再漲,甚至不知其終止點。以往以盛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米糖價格,反比上海、香港、廈門等地還貴,台北市零售米價在國府接收的1年多後,漲了400倍。結果民生塗炭,民不聊生。

  除了物價暴漲之外,由於許多生產設備的工廠,在戰爭時遭盟軍轟炸破壞,加以用人不當,人謀不贓,致使戰後各項生產陷入低潮獲停頓,可用物質短缺,根據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戰後第二年(1946年)台灣的生產指數,竟然不及戰爭結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

  事實上,物價高漲、生產萎縮或許可視為戰爭剛結束的普遍現象,如果大家能夠共體時艱的話,變亂也就無從發生。然而,戰後初期一些特權人士恣意盜賣物品自肥,導致物質短缺、民生凋敝,便讓民眾難以接受。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讓直屬於行政院的「資源委員會」將台糖公司接收過來的15萬噸白糖,無償轉讓給貿易局,運到上海出售,所得售款則存在貿易局上海辦事處的名下,實則為中國四大家族(孔、宋、蔣、陳)與陳儀分贓殆盡,致使台灣缺糖而糖價暴漲。當時上海出售的台糖每斤130元,台灣卻是170元,相差40元,乘以15萬噸,僅台灣糖一項,台灣人民就被奪去120億台幣。而且這項舞弊,也使得台糖公司缺乏再生產資金,不得不向臺灣銀行貸款40億元台幣。

  總而言之,當時台灣的經濟情況,誠如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F. H. Michael和G. E. Taylor在其合著的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一書中所說:「那些幾乎為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大陸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生產力大降,稻米頓然短缺。對台灣人來說,他們立刻感覺到,少數的中國官員將獨占島上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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