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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新民會到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台灣的武裝抗日大抵發生在日本領台後的前面20年,這20年間的武裝抗日行動,以1915年的事件做為休止符。其後,除了1930年由高山原住民發動的霧社事件之外,不再有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台灣的抗日(反日)行動,轉而成為非武裝的文化、政治社會運動。

  台灣何以會在1920年代產生風起雲湧的政治社會運動,有其幾點背景因素。首先日本在台灣實施相當普及的初等教育,雖然其目的之一在培養「忠良」的「帝國臣民」,然而這些為數可觀深受日本教育和文化洗禮的知識青年,有許多人反而成為192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的推動者與參與者。其中又以留日學生最居重要地位,這是因為在台北帝國大學尚未創立之前(1928年創立),青年學子受完中等教育或專科教育而想進一步深造的話,只能到島外去留學,而當時留學生聚集最多的地方是日本東京。日本在明治天皇末期及大正天皇初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世界性思潮的影響,本土內部興起社會主義與自由民權的思潮與運動,這些思潮與運動,衝擊著當時在日本留學的台灣留學生,為1920年代即將展開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埋下歷史的伏筆。

 
【1920、30年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關係圖】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歷史的伏筆,在1917、1918年頃,受到世界局勢的激盪而終於浮現出來。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推翻長達三世紀的羅曼諾夫王朝。繼而同年列寧的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連1918年避居上海的孫文也電賀列寧革命成功,俄國革命成功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思潮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社會主義成為1920年代世界思潮的主流。而且對於掙扎在差別待遇與壓迫榨取的殖民地人民而言,俄國革命成功對他們無異是一大鼓舞。繼之,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T. W. Wilson〉發表了戰後國際政治原則的「十四點宣言」,其中所提到的「民族自決」原則,也帶給世界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極大的鼓舞,因此,大戰後在歐、亞、非的一些弱小民族,風起雲湧地興起民族自決或民族獨立運動。例如,同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於1919年3月發生了三一獨立運動,3、4月間,在全朝鮮的618個場所,發生了332回暴動,以及757次的示威運動;而翌月,中國也發生五四運動,掀起反日的熱潮;同年,愛爾蘭也獨立。

  1915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總數有300多人,到了1922年已達2400多人,這些留學生在外接觸的資訊和思潮,思想大受啟發。1919年底,台中清水望族出身的漢學家、有「台灣留學生的大家長」之譽的蔡惠如,及霧峰林家出身的林獻堂,聯絡當時在日本東京留學的臺籍知識青年 (包括較活躍的林呈祿、黃呈聰、蔡培火、鄭松筠、彭華英、王敏川、王鐘麟等等),開始組織團體,經過幾次調整之後,終於在1920年1月11日成立「新民會」,糾集會員一百多人,舉林獻堂為會長。決定三項行動目標:一、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以增進台灣同胞的幸福;二、發行機關刊物,以擴大宣傳,並聯絡各界互通聲氣;三、圖謀與中國同志接觸之途徑。

 
【林獻堂】
 
【蔡惠如】
 
【新民會群英】
 
【新民會刊物】
【黃秀政教授談霧峰林家】
     

  新民會第一個目標的具體表現,就是「六三法撤廢運動」的推動;第二個目標的具體表現是《台灣青年》雜誌的創辦。其中《台灣青年》雜誌的創刊,由於新民會會員多為財力有限的留學生,當時有任俠之風的蔡惠如,不顧自己經商失敗的窘境,於前往北京之前,在東京車站悄悄掏出1500圓交給前來送行的林呈祿說:「這些款項給你們充作創刊之用,就算只能發刊一、二期,也要實行。」蔡惠如這1500圓感動了這些青年人,終於催生了《台灣青年》雜誌的創刊。發刊詞中揭櫫發刊的旨趣,在於介紹內外文明、詳論台灣政治應討論之事、爭取台灣的政治自由與文化的啟蒙,並謀日華之親善。《台灣青年》創刊於1920年7月當初只獲准在日本本土刊行,不得在島內發行。然而,《台灣青年》卻仍然漸漸在島內(包括北師和北醫)的青年學生手中偷偷流傳起來,影響了島內的部份知識青年。《台灣青年》共發行18期,改名為《台灣》繼續發行,後來又創刊《台灣民報》,繼而改組為《台灣新民報》,在島內發行,被稱為日據時代唯一的「台灣人民的喉舌」。

 
【《台灣民報》社幹部】
 
【《台灣民報》創刊號】
 
【《台灣青年》創刊號 】
 
【《台灣民報》發送情況】
【黃秀政教授談台灣民報】
     

  至於「六三法撤廢運動」,顧名思義,是要向日政當局要求撤廢在第18章所提到對台灣差別待遇的「六三法」。但不久,大家接納林呈祿的建議,在六三法所認定的台灣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轉向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總之,新民會的出現,為1920年代台灣的各項政治社會運動起了一個帶頭的作用,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

 
【林呈祿】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19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運動的主流。其目的在要求台灣設立擁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台灣議會,並賦予自治的權利。在當時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體制下,要求日本當局准許台灣人設立擁有議決權的自己的議會,簡直是異想天開,即使是當時的運動先輩們,也都知道那是一件談何容易之事。然而,此運動的意義不在結果,而是在其過程。

  請願的過程,首先在全島各地徵求簽署,然後推派請願代表準備赴東京請願。行前先舉行餞行活動(集會演說)。請願代表抵達東京時,由台灣留學生發動迎接,並遊行東京市街,散發請願傳單,表達台灣人的心聲,最後到日本帝國議會遞交請願書。其結果當然最後都遭帝國議會駁回。但請願的過程本身即是一種社會教育,藉以引起台灣人民及日本人民的注意。在第三次請願時,有一位在飛行學校留學的台籍青年謝文達,甚至還駕駛著飛機在東京上空散發傳單,相當引起注目。

 
【台灣議會請願團】
 
【請願代表與留學生】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請願書】
 
【謝文達】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1920年起到1934年止,前後共14年,先後向日本國會提出請願共15次,簽署人數高達二千六百人。其中第三次請願時(1923年2月),請願領袖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決定組織一個常設團體,以做長期抗爭,遂有「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產生。不料這個組織,違反了日本於同年初頒布的「治安警察法」,於是日本當局於12月16日在全島各地對議會運動的活躍份子進行一場大逮捕,全島各地的會員及相關人士紛紛受到日警當局的傳訊、搜宅、調查、跟蹤,一時風聲鶴唳,此即所謂「治警事件」。這次的整肅行動中,被扣押者41人,被搜查及傳訊者11人,被搜查者12人,被傳訊者35人,一共99人,最後計有18人被起訴。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初審判決時,被告全部獲判無罪。初審法官崛田真猿在判決中表示:「…我相信被告所說的話,是三百萬台灣島民向日本帝國所要說的。在尊重彼等人格,並為日、台人之間的融合起見,非故意無視台灣的施政方針,蓋以法規為根據而公平審理者也。」但因檢察官三好一八不服上訴,二審時,13人被判有罪,最高刑期是四個月(蔣渭水、蔡培火),次為三個月(蔡惠如、林呈祿、林幼春、陳逢源、石煥長);6人各被處罰金百圓;5人無罪。

 
【治警事件被告與律師】
 
【治警事件釋放人士】
 
【出發請願】
 
【請願歸來】

  這些精英入監時,民眾夾道歡送,場面感人。例如蔡惠如從清水家中到台中入監,當他從火車站一出來,沿街民眾自動燃放鞭炮,高呼萬歲,縱然台中警察署長騎馬揚鞭驅趕民眾,但民眾散而復聚,一直跟到監獄門口。治警事件使得台灣民氣更加旺盛。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服刑期滿出獄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繼續推動,配合著當時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啟蒙運動(這一部分將在下節提及),使得台灣的民族運動、社會運動,逐漸進入高潮。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前後持續了14年,一直到1934年9月,隨著日本與中國關係的緊張、日本對台殖民政策開始緊縮,終於遭日本總督命令停止。台灣議會雖然功敗垂成,但是這段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奮鬥史,仍有其無可磨滅的歷史意義。學者周婉窈解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歷史意義有四:一、它是台灣武力抗日運動轉變為近代式政治運動的第一個運動;二、它是台灣民眾試圖突破殖民地統治的困局的一項自發性努力;三、在內涵上,它是最典型的以啟蒙思想與爭取政治權利為主旨的近代式政治運動;四、它是日據時代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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